医患心理动态分析

始终连接医生与患者的是医疗行为。在医疗行为中，体现了医患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个人与社会的期望。并且，它是一个过程，而且是双方心理活动极为丰富的过程。其特点是：双方的行为如符合自己的期望，心理距离则近，医患关系较好；反之，医患关系就疏远。在这一过程中，亦可分为若四个阶段：

一、求医阶段

当某一社会成员变成了病人角色后，它的首要行为就是求医。这种变换，是由他对自觉症状的体验引起的痛苦与紧张或进而由最初求医得到初诊结果而引发并完成的。当他自认为已是一个病人时，他就得到了社会对他恢复健康的期望。在心理学上，时常表现为终断了社会角色的权利与义务，甚至为生命已受到威胁而紧张，为摆脱这种紧张，唯一的出路，就是寻求一位医术精湛、值得信赖的好大夫，为他诊断、治疗。如求医受挫，往往由紧张而焦虑。这时，他为达到求医目的，可以动用他全部的社会关系，采取一切可行的手段。一旦目的实现，即开始建立了医患关系之时，便把全部的期望寄托于医师身上。甚至倾注了全部的信赖之情，向医师托付了自己的命运与生命，乃至人生的最后希望与留恋。病人的这种期望与信赖、依靠与托付的心理，对一位职业态度严肃、医德修养良好的医师来说，就意味着已在道义上对病人承担了责任，感受到了这种社会责任的份量， 即其心理上的压力。同时，对病人的利益，也实际上承诺了维护的责任，为此也就获得了对病人施以诊治的权利与义务。如果医师较为明确地表示了一定的承诺（如可以治疗、预后良好等），病人焦虑的心理就可得到缓解。此时，如果病人无力支付住院预付款项，医师又无权随机处置，“德”亦只好让位于“财”。这时，医患关系则一建立也就结束了。

二、诊断阶段

病人对医师的期望，绝大部分是集中在获得尽早准确的诊断和及时有效的治疗上。病人等候诊断时，一般是紧张、焦虑的情绪和侥幸心理并存。紧张、焦虑，犹如等待宣判，等待实际上要接受一种是否不幸的事实；侥幸心理，一般是按无病、轻病、虽然病情不轻但仍可“就药”，或者还总算能有一线希望等这一顺序，来避重就轻的，甚至确诊后，仍怀疑诊断的可靠性，希望能得到“排除”。如果病情严重，预后不良，医师不可能直言不讳时，医师偶然疏忽，甚至某种表情，也可使那些机敏的病人，得到无意的暗示，而陷于严重的疑虑之中，甚至想入非非而突然绝望。而现代医学伦理学强调病人对自己疾病“知情同意”的权利。医师这时，常为病人权利和实际的心理承受能力的矛盾而陷入两难境地，也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紧张。通常的办法是如实告知病人家属，说明病情、征求治疗方案的意见。这样，又往往为病人家属造成两难。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多半还要由家属自行决定，医师不再承担责任。这就解除了心理负担。但医师在感情上的淡漠，往往无意中刺激病人，导致烦躁。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因素的压力，病人亦有轻生的可能，直至出现相应的后果。

三、治疗阶段

病人如对所患疾病的性质〔如急、慢性病或不治之症)有了正确的了解，会产生不同的心理。如急性病，容易治愈，病人一般服从治疗、情绪平稳，随着健康逐渐恢复，心中充满庆幸与喜悦；如是不治之症，在病人意识清醒时，为求生则对科学绝望之余转而心平气和，准备处理后事；如缺乏科学态度，则易于接受神秘文化的蛊惑，不惜破财，家属为满足其最后的心愿，多听之任之。如是慢性病，通常是能得到有效治疗而减轻症状，维持功能和延长生命。如得不到正确指导，则幻想痊愈，“有病乱投医”，甚至陷入焦虑、沮丧的泥潭而不得解脱。这时，病人往往琐碎、多疑，追求使用稀缺贵重药品，脱离病情需要与其他病人攀比，引起烦恼、造成纠纷、伤害与医师之间的感情。如病情缓解，情绪亦随着趋于平稳。但是，不论疾病性质如何，在诊断后，病人普遍的要求是了解病情和治疗方案，权衡利弊，做出选择。病人的这种内心的要求极为强烈，作为病人的权利，本应得到尊重； 但医生出于专业知识的优越感，往往常予忽视。事实上，医生这时要考虑的主要问题，如病人的疾病性质、病人的意愿、治疗的目的、治疗后病人的生命质量、乃至病人方面的社会经济因素等， 都要有科学态度、合理的价值观，特别是要符合医学伦理学的原则。这方面的任何一点疏忽大意，都可能在病人或其家属方面，造成消极的心理效应。所以，要求医师应沉着、冷静、严肃、谨慎、避免感情用事、节外生枝。

四、结束阶段

病人痊愈或缓解出院，一般都心情愉快，对医护人员满怀感激。难于处理的是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得不终断治疗出院的病人。对病人来说，出院是并非自愿，内心痛苦，医生应避免空言抚慰，以免造成病人的逆反心理，加重他的痛苦与失望。如是临终病人，则应尽可能完成所谓的“临终安慰”的应尽事宜，妥善处理伦理难题，取得病人家属的知情同意。严守法律。只要医师已尽其所能，在自然规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病人家属同样会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劳动。